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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刚过,寒风凛冽地刮着,仿佛要把世间的一切都吹个通透。
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忐忑,正式前往河汊公社上班,就此开启了我长达22年的体制内国家干部生涯。
河汊公社,在淮上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理位置和人口耕地规模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存在。
三万多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五万多亩耕地像一块巨大的拼图,拼接出了这里的生机与希望。
他位于泗洲湖东岸,那泗洲湖古堰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巍峨高耸,镶嵌在这片广袤土地的西域南北边线上,像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忠诚卫士。
全公社的21个生产大队,就像21颗星星,散布在这片土地上,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1980年的人均分配水平为121元,这个数字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
他不同于现在所说的人均收入,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生产单位一年粮食及主副产品收入总额,加上林、牧、副、渔各项收入总和,除以该生产单位当年农业实际人口总数后得出的平均数值,这个数值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淮上县17个公社的排序中,这个数字处于中等水平。
然而,在全公社21个大队里,平乐大队却像是被遗忘在角落的孩子,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可怜的65元,处于最贫困的状态。
而我的家乡河口公社河口大队,人均分配水平已达到180多元,与河汊公社最高的大队水平不相上下。
我初到河汊公社工作时,在公社机关干部中,我是第21名国家干部,就像一只初入羊群的小羊羔,职务最低,年龄最小,也是唯一一位25岁以下未婚的国家干部。
那时,我满心渴望着能在1981年春节结婚,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我心里想着,那将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幸福的小窝,有爱人的陪伴,有未来的希望。
可是,当我向县委农工部领导请示时,他们的回答如同冷水一般浇灭了我心中的热情火焰。
他们说,已婚的不谈,未婚的最好等一年转正后再结婚。
我当时真是懊悔极了,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老实本分呢?其实,要是我不告诉他们,在上班前在家不太过分张杨地结婚,婚后再去上班,也许并不会有什么事情。
可我当时就是觉得出于礼节应该提前告知,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既然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明确表态,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毕竟我不想违背规定,而且我还年轻,等一等也无妨。
只是,我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时的公社机关,就像一个特殊的大家庭。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公社大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单身汉,仿佛被一种孤独的氛围笼罩着。
只有党委书记余登科是双职工,他和家人住在公社院子里,那间房子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与周围单身汉们的清冷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他机关干部每天都在食堂里吃饭,过着简单而单调的生活。
党委会和革委会共有10个人组成,他们是这个公社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公社的核心领导阶层,如同领航的灯塔,指引着公社发展的方向。
党委秘书曹永生是半脱产干部,他是农业农村户口,是从农村农业生产大队农民队伍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成员。
他就像一个连接农村和公社机关的桥梁,身份特殊。
这类干部是“文革”
后期的特有产物,我知道他们不占国家正式编制,每个月拿着26元的工资,外加适当的工分补贴,这些补贴是由所在大队给予补助的。
他们就像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虽然待遇不高,但却充满了对未来转正的渴望。
大约在1983年前后,他们才陆续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每个公社只有2-3名这样的干部,他们一般担任党委秘书、青年书记等职务,也有极少数能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就像我老家河口公社的方伏和同志,他从张集大队党支部书记直接被提拔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激励着像曹永生这样的半脱产干部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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