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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8（第3页）

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

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事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

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

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

5年之前，即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贽。

仅仅因为李贽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

李贽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

。

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贽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

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年又回到芝佛院。

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绅更为痛心疾，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澹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官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贽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他和随从僧众的生活所需，使李贽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

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仰慕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

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

李贽既已削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

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

在161年，李贽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

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

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极”

的王朝。

所谓“文极”

，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展，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

。

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

上保持着纯真。

舍此就彼，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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