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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7（第1页）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

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

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

，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

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

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

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

。

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读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贽最大的缺点。

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

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李贽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贽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

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

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

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

和佛家的“无”

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展不能适应。

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

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

的缓冲地带。

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

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

李贽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贽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

我们无法确知李贽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

李贽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