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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4（第3页）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

。

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

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

所取代。

补救的办法是“格物”

，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

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突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通过格物，可以使人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

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

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

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

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

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

，因此他所格的“物”

包括自然界。

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

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

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

。

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朱熹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

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

然而朱熹反对这样的办法。

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

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

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

他的格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

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熹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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