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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第9页）

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珅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

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

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

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缝已多，杜渐宜早。

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

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

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珅、王杰、福长安、董诰。

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珅。

《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

和珅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

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

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

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

和珅赧然。

王杰对和珅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

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

乾隆对和珅，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

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珅同列，以收裁抑之功。

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

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

《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珪来京，将畀以阁务。

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

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

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

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

乃以他事罢珪之召。

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

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颙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