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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缓和了社会矛盾、释放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生产发展,至少带来了三层利好:赋税规则简化,减少了官府任意加税的可能;劳动者获得较大人身自由,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
清政府查清各处地亩数量,按亩均摊税赋,田地多的派丁更多,田地少的派丁更少,无地农民则不再负担丁税。
占地越多,赋税负担越大,这是一种通过二次分配均贫富的有效措施。
由于征税的对象变成了土地,户籍控制被放松,农民摆脱丁役负担后可以自由流动到外地打工,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经济的发展,带来税收的大幅增长。
雍正末年,国库白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猛增到六千多万两。
更重要的,摊丁入亩制度直接导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进而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盛世:康雍乾盛世。
公元1792年乾隆帝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三亿。
公元1834年道光帝时期,全国人口第一次突破四亿,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成为超级人口大国。
除了开创式的摊丁入亩以外,雍正帝还实施了一系列改善经济、澄清吏治、利国利民的措施。
比如火耗归公、官绅纳粮等等。
清初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时加收火耗。
税务部门为便于运输、保管,会将征收到的大量碎银熔铸成银锭。
在熔铸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便是火耗。
这部分损耗经地方官府摊派后,由老百姓承担。
因为没有统一的征收标准,地方官员往往以火耗为名肆意侵占百姓利益。
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该省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再由司库拨付二十万两白银填补该省亏空。
雍正帝批准实施,并形成制度在全国各省推行,称为“养廉银制度”
,又称耗羡归公。
从此以后,火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弥补地方亏空,一部分分发给地方官养廉,一部分留地方公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还避免了随意摊派加重百姓负担。
所谓官绅纳粮,又称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意味着官员、士绅也需要交税、当差了。
在古代,官绅属于统治阶级,无需当差,也不必交税。
现在他们也要交税当差,但不必亲自服兵役和徭役,可以按标准用银两兑换。
雍正帝如前朝贤君一样鼓励开荒种地,兴修水利。
他在位十三年,全国田地从七百三十余万顷增至八百九十余万顷,先后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等水利工程,同时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
重农政策本没有错,只可惜雍正帝过于重农抑商了。
他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为此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比如他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会诱使老百姓离开农本而追求末业。
在西方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雍正帝抑制工商的政策显得太过保守。
:()跟着姓名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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