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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以《周官礼》对抗今文学派的《仪礼》,宣称《周官礼》是周公所作。
在实践方面,他们使用《左氏春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公羊春秋》,并且也宣称《左传》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
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底蕴更加深厚,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
硬实力拼不过,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扶持王莽搞复古,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
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
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
所以在政治上,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朝廷所立的学官——博士也始终都被今文学派的儒生们垄断,被官方承认的五经十四家法也全部都是今文经。
东汉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求,他把被认为是古文经的《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设立了博士,古文学派似乎看到了曙光。
结果在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为了统一学术认知,统一思想,《左氏春秋》官学地位被罢黜,古文学派受到严重打击,刚刚开始的半官方化进程也被打断。
自那之后,古文学派便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了。
但是所谓祸福相倚,古文学派被迫成为在野学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传承不再是问题了。
为了冲击今文学派貌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今文学派彻底碾死,他们选择走学术下移之路。
从东汉前期开始,古文学派逐渐面向社会中层开放部分学术知识,广泛吸纳社会中坚阶层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怀着蚁多咬死象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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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霸大汉学术圈的今文学派的学术传承只面向自己内部,以血脉、姻亲为主要联络方式,甚少对外开放,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来越保守。
虽然他们保住了官学地位,却日渐僵化、繁琐,失去了创新能力,还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变得神神叨叨,神鬼莫测。
以至于部分比较开明的今文学派士人甚至都觉得今文经不如古文经,反而开始主动接触学习古文经,促成了东汉时代一定程度上的今古文融合。
随着东汉中央政治稳定性的被破坏,以及官方太学的日渐式微,东汉学术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
东汉自汉和帝之后,皇帝普遍年幼,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政治,皇帝成年之后又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于是东汉中央的政治稳定性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政治稳定性的不复存在,与政治稳定高度绑定的学术稳定也受到挑战,并且被破坏。
太学日渐荒废,博士不再讲学,天下学子也渐渐不再以太学作为学术权威,东汉的学术开始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以雒阳太学为核心传播学术转变为以家族为核心传播学术。
失去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再叠加上自身越发封闭、保守,今文学派的衰落俨然不可避免,五经十四家法的家族传承更像是政治传承,而不是学术传承。
与之相对的,古文学派为了生存和超越,则选择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授古文经典,团结广大地主豪强阶层。
一票古文学派的大佬面向社会开班招生,收徒门槛不说很低,至少是看得到的,也没有血脉、姻亲关系等隐性条件。
所以求学者络绎不绝,古文学派在社会上的基础远远比今文学派更加广泛,学派内的人才们也是层出不穷,不断的推陈出新,日渐繁盛。
好巧不巧,闻名天下的大儒卢植便是研究古文经出身的。
再好巧不巧,他也是涿郡涿县人,刘备是他的小老乡,在这个以郡为国的年代里,两人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带有一层优势。
就这一点上来说,刘备不可谓不幸运。
:()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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